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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01-05

梁文道:身份依然决定命运

在中国,户口俨然成为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

社交媒体上曾经有一份流传甚广的“中国式相亲价目表”,其中,户口就是一项近乎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梁文道:身份依然决定命运 - 第1张  | 每日金融报道

梁文道:身份依然决定命运 - 第2张  | 每日金融报道


尽管这份所谓的“价目表”多少带着嘲讽的意味,但“本地”、“外地”、“门当户对”这些如同隔离带一般的字眼,仍然让人多发感慨。

在中国,难以否认,户口背后隐藏的是我们对于身份的一种认知和区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梁文道,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某种程度上,我们仍然身处“身份社会”

最近的一则消息,可能还未引起你的关注——在刚刚过去的1月1日,越南正式废弃了参考中国、实施四十多年的户籍制度。

其实早在两年前,越南政府就已经正式宣布这则消息。根据目前网上流行的说法,现在世界上只剩下三个国家依然施行户籍制度,即中国、朝鲜和贝宁。

不过这样的说法也稍有不妥,因为如果你仔细查询各个国家人口管理的网站,其实全世界多个国家依然存在对人口户籍的高度关注,因为现代国家机器的其中一个基本的功能、任务以及权利,就是要掌握整个国民人口的多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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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这些数据资料,很多政策的制定和规划都无法进行,比如计算一定区域内是否需要或需要多少体育馆、图书馆,缺乏人口数据这些指标都很难估算,所以户口登记制度必然的,包括人口出生、死亡登记、婚姻登记各国都在施行,有些国家还仔细到要登记父母的职业、个人收入,以及宗教信仰等等。

可是,我依然想指出,这种户口登记和我们当前施行的户籍制度还是不一样的,具体的不一样在哪些地方?

对中国户籍制度颇有研究的台湾学者林宗弘,曾经发表过一篇长达一百多页的报告——《中国大陆户籍制度、管理与变革之研究》,其中总结了几处中国户籍制度的不同之处。

首先,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户籍管理主要以“个人”为单位,但在中国仍然是以“户”为单位。

第二,其他国家地区的人口是可以迁徙的,也就是一个国民从一个地区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定居,迁徙之后再向当地政府登记,但是在中国通常是在迁徙前就要先向将要迁入的地方,以及迁出的地方递交各种相应材料,先进行审批。

第三,很多国家及地区对人口、户口偶尔会有分类,尤其是会将军人和平民分开,可是这些分类,并不会涉及到其它政治和经济权利的分别。然而,在中国就十分不同了,我们大概都清楚,中国不同的户口,对应享有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往往会受到较大波及和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部分学者认为,我们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个身份社会。

所谓的“身份社会”指的是,一个国民所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权利是取决于其先天和后天所具有的身份。

当然,现在我们国家其实并不赞成这种方式,早在十年前,《人民日报》就有社论谈及这个问题,文章标题就显示出态度了:《身份决定命运,还是奋斗决定命运?》。但是必须承认,在很长一段时间,在我们的社会之中,身份确实能够决定你的命运。

比如建国初期曾经出现过的阶级身份,后来的户籍身份,以及政治身份,职业身份(工人、干部)等等,都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以及对应身份所享有的不同权利。

任何一种制度的出现,都为了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

今天主要还是谈这其中的户籍身份。中国的户籍制度由来已久,早在战国时期,“编户齐名”的制度雏形就已经设计完成,开始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户籍制度,也一直延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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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正胜《编户齐民》

中国整套的户籍制度,就是希望以家为单位,稳定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一套宗族秩序。

同时,让老百姓尽量安安稳稳地居住在自己的家乡,达到某种人生控制的目的。所以古时王朝最不喜见到的,就是所谓的“流民”,指的就是那些离开本乡本籍,到外地打工流动的人。

直到清末,由于当时清政府曾经一度想要改革,其中一个方向就是要实行“民主宪政”制度,但发现首先必要解决的是户籍问题,需要学习模仿当时其他国家所采取的一种户籍登记制度。

为什么宪政和户籍也有关系?这就涉及一个地方如要选举地方官员、议员,就必须清楚这个地区有多少居民,有多少选民。比如美国的总统选举,你会发现每个州的票数算法都不一样,每个州具有的投票数目也不一样,选举票数是必须依赖于户籍登记的人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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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时的清朝也想学习进行改革,同时也吸取了其他国家的一些理念,比如个人移动籍别是自由的,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定居不再需要官方许可,这可以说是打破了中国古代历来的传统。

到了民国时期,1912年的《临时约法》曾再次强调人民是享有居住迁徙的自由的。同时还将户口管理分成了两层,一层是民政部门管理,另一层是公安部门管理。当时各大党派其实都是支持赞同这种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甚至批判当时的政府进行得不彻底。

可是为什么后来我们又会出现今天这种户籍制度?更何况,今天的户籍制度在很多人看来,可能还造成了不公平问题。比如著名学者秦晖,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作《从南非看中国》,就特别提到目前我们这种户籍制度的不公平性。

实际上,任何一种制度的出现,或者关于户籍的管理,都是有当年社会现实的需要。

那么,当年这个现实的需要到底是什么?

社会稳定的需要,让户籍制度有了基础

中央党校的王海光教授对户籍制度深有研究,发表过许多与户籍制度相关的论文及演讲,他曾有一篇文章叫做《城乡二元户籍体制之形成》,详细梳理了户籍制度形成的过程、因素,以及当时具体的社会需要。

首先,在国共内战时期,出于种种政治需要,当时中共控制的区域,比如哈尔滨就开始实行一种较为严格的户口制度。这是由于从现实角度上看,当年需要清查许多地主及反革命分子,一旦这些人在城市内埋伏,那么对这个城市的掌控就可能出现严重问题。

所以1947年左右,东北公安总处通令各地区统一旅行证制度,哈尔滨市政府规定市民迁出、迁入,出生、死亡,临时外宿、临时居住旅行等都需要得到相应批准,主要就是为了实现当时的政治控制和维护社会治安需要,而建国后这套做法基本上普及到了各个地方。

但这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城乡二元”体制,城乡二元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户籍制度的最大特点,它形成的重要标志一般认为是1958年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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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条例颁布的背景是什么?其实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整个中国农村地区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负担,或者说责任。

当时中国是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亟待发展的过程里,究竟该采取什么道路?我们都知道,当时采取的是计划经济道路,要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就要主打重工业,但是重工业的发展需要非常多的资源积累,这些资源来自哪里?那就是来自农业,来自农村,这个时候就需要农村地区支持重工业的发展。

除此之外,重工业大多集中在城市之中,可是当时的城市里,私人企业基本慢慢消失了,城镇的工商业也就失去了基础,城镇大量的失业人员已经成为麻烦的问题,可是同时又有大批的农村人口想要涌入城市,这又该怎么办?

而那个时候,政府为了发展城市的重工业,为了解决种种社会发展问题,采取了一种制度——“统购统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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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今天还有多少年轻人知道这个曾经存在的政策,所谓“统购统销”就是借由国家的强制力量,让农民把生产的粮食卖给国家,整个社会需要的粮食则全部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和品种也必须国家批准之后才能够留下。

也就是说,当时由国家从农村征集粮食,供应给城市,使得城市的工人能够专心发展工业。

但是,不久之后问题就开始浮现。由于事实上需要的粮食数量仍然相当多,从农民那里强制采购的分量不断上升,后来发展到一个地步,为了防止城市将来出现粮食不足的情况,还将粮食储存起来,“三年困难时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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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统购统销”之后,大部分农民长期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农民当然也不高兴。当时的统购任务有时候定得过高,还有政治压力,在这个情况下,农民当然也纷纷想要进城,摆脱这种情况。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户籍制度就有了需求,要把农民稳定在农村,一旦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就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问题。

城市和农村,一条难以逾越的“隔离带”

农民进城还会引发第二个问题,当时城市的失业人口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这时候如果农村人口再涌入势必会加剧问题的严重程度。

城市当时已经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实行了公有制的单一所有制形式,市场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就要由国家安排。

由于需要让城市的失业人员尽量获得就业机会,除了能够在城市就业之外,国家安排给他们的就业途径就是到郊区、到农村,去开垦开荒,这样的情况也就要求城市里能够解决的就业岗位绝对不到农村去招收,将城镇和农村两边严格分开,由此也就收紧了许多企事业单位的用工标准。

所以那个时候的农村和城市之间,就用行政手段构建起一条深深的城乡“隔离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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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引述王海光教授的说法:

一是关住城市的门:从户口管理、粮油供应、劳动用工等方面全方位控制外来人口的进入;

一是拴住农民的腿:从过去的“资助”返乡,到“劝止”进城,严格控制“迁徙证”的发放,进而到实行“收容遣送”制度,对滞留城市者予以强制“遣返”。

这种做法实际上造成了一个遗留问题,让全国人口最多的农民被强行束缚在土地上,为城市的工业化提供积累,那么是否会导致他们就此处于一个相较次等的身份地位?

我们知道,“统销统购”的情况一直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步取消,到了1992年才终于全部结束。

但是当年这种为了实现重工业发展而实行的“统购统销”的取消,并不意味着“城乡二元制”这种身份制度也被彻底废弃,直到现在其实还都存在着。

我们也都能够意识到,这基本上是不公平,是存在问题的。过去这么多年来,各个地方政府都已陆续作出各种改革,可是我们能否像越南那样干脆一步到位,取消户籍制度,转而采取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做法呢?

答案非常困难,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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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项户籍制度在理论上,的确造成了许许多多不平等;可是现实上,取消这种户籍制度对于一个农村居民并不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反而他/她可能会认为自己赖以生存的承包地突然没了,做个城镇居民对他/她并无意义。

第二个重要问题,今天的户籍户口问题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城乡二元”问题,包括一线、二线、三四线城市的户口户籍,都存在许许多多的独特情况。

比如在一线重要大城市北上广深,这些地方的城郊、乡村地区户口可能比其他城市的城镇户口更加“有用”、更加“值钱”,万一这个城市将来继续发展,向周边延伸扩张,那这些地方的户口就更有价值了。

所以,我们现在所施行的这套户籍制度,已经愈加复杂,更不可能非常简化地进行一步到位的改革。这就是我们今天面对户籍制度,不得不思考的难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梁文道,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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